现在是提高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的最佳时期
2018-10-18 13:26 中国冶金报社 系统管理员
“提高产业集中度是中国钢铁工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钢铁行业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9月12日,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原会长吴溪淳应邀到中国冶金报社座谈。在谈到改革开放40年中国钢铁工业的经验教训及未来发展路径时,他这样强调。
吴溪淳说,自1955年从北京钢铁工业学校毕业进入钢铁行业,迄今已经60多年。“这60多年来,我从未离开过钢铁行业,这是我最庆幸的事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他指出。
第一阶段是1979年~1992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改革承包的大潮激发了大企业积极性,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钢铁工业的发展。政府大力推进“三改一加强”(改革、改组、改制,加强企业管理);建设宝钢,树起了现代化钢铁企业的样板。
第二阶段是1993年~200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国企扩大改革开放,通过利用外资和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先进管理方法,使钢铁工业处于平稳发展期,为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2002年~2011年,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期。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市场需求推动钢铁产能产量快速增长,催生了大量民营中小钢铁企业,产业布局失控。同时,由于轻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迅速崛起,机电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促进了钢铁产品品种创新和质量提高。2006年,中国成为钢材净出口大国,进口的钢材占国内消费比重由34%降到3%左右。不过,由于中小民营钢铁企业不断增加,造成产业集中度不断下降,我国钢企逐步丧失了对铁矿石的议价能力。这期间,进口铁矿石价格连年急速上涨,造成原料成本所占比例逐年上升,企业利润水平逐年下降。
第四阶段是2012年~2015年,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进入钢铁产能存在严重过剩的时期。突出表现是市场严重供大于求,钢材价格连年大幅下跌,钢材价格指数最低降到54.48点,是1994年4月份价格的一半,企业经营由微利转为亏损。
“2007年产能利用率为80.2%时,吨钢销售收入利润率为7.73%,2011年利润率降到2.58%。2012年产能利用率为74.9%,钢协会员企业平均吨钢亏损1.16元。2015年产能利用率为71.3%,吨钢亏损136.4元,钢材平均结算价格(不含税)由2011年的4468元/吨逐年下降到2015年的2258元/吨。”吴溪淳不无痛心地说道,“钢价低于白菜价,教训是深刻的。”
第五阶段是2016年至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特别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今后一个时期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吴溪淳指出。
40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总结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就是为了在未来的发展中稳步向前。吴溪淳认为,40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得益于4个宝贵经验。
一是坚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按照党中央指引的新理念,结合中国钢铁工业实际进行企业发展观念创新、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生产技术创新、品种创新。“我国钢铁工业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都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结果。解放思想本质上是与时俱进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跟上发展潮流,永不落后。”吴溪淳说道,“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钢铁工业实现由大向强的必由之路。”
二是坚持不断地深入研究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在党中央提出的路线方针指引下,研究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多少钢、需要什么样的钢、需要什么样的钢铁企业。行业组织必须担负起做政府政策制订的参谋、做企业规划发展的信息提供者的责任,实行研究成果共享,用正确的信息导向,引领企业科学发展。“在正确的信息导向方面,《中国冶金报》功不可没。《中国冶金报》从诞生那天起就站在了中国钢铁行业舆论的制高点上,经过60多年的发展,依然处在中国钢铁行业舆论的制高点上。”吴溪淳强调,“《中国冶金报》的存在价值,就是能够始终与时俱进,站在中国钢铁行业舆论的制高点上,通过正确的信息来引领钢铁工业科学发展。”
三是坚持用改革的思路破解企业发展的难题,通过扩大开放主动融入国际市场,加强国际交流,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消化集成再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四是钢铁行业的企业组织机构调整,推动企业联合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必须既依靠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实践证明,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长期低于40%,既有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政府推动工作不到位、国有企业出资人责任不到位的问题。根据中国的国情,提高产业集中度必须政府大有作为才行。“中国钢铁工业40年的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和最大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吴溪淳指出。他认为,这种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产业布局的失衡,华北和东北的过剩产品近50%要运往南方销售;华东和中南地区绝大多数钢厂都在内陆,远离海港,使用进口原料(铁矿石)的物流成本高;首都北京周围200公里~300公里范围内集聚了3亿多吨钢产能,给环境容量造成了较大负担;中小企业数量过多,大企业又联合不足,造成技术创新、人力、财力投入分散,重复浪费很大,整体创新能力不强。
首先,中国钢铁工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产业集中度。
“实现四个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和布局优化、企业技术装备结构优化、企业工艺技术和管理模式优化、企业产品结构优化和实行制造加服务)是站在历史新起点的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主题。”吴溪淳表示,“特别是组建发展大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问题,已成为我国钢铁工业走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吴溪淳指出,现在是解决产业集中度不高问题的最佳时期,机不可失。不提高产业集中度,就无法通过行业自律实现产需动态平衡、市场稳定,也无法避免产能过剩、钢价大起大落,也难以获得国际铁矿石市场采购的话语权。现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当前淘汰落后产能和城市环境治理,以及2008年以来地方出现的中小型钢厂基本都到了大修改造的更新期,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再不能丧失企业联合重组做大做强的机遇了!”吴溪淳呼吁。
“中国钢铁工业是否走上了高质量发展道路,要看我们绝大多数钢铁产品能否实现绿色制造、高品质、低成本、高全要素生产率。”他认为。钢铁工业是高投资产业,重大的颠覆性、原始性科技创新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客观上要求集中科技创新人才,集中财力物力,才能总体上实现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才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上占据有利地位。而这些都要求我们加快建设大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才能实现。
吴溪淳表示,钢铁行业在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彻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问题,真正达到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企业优胜劣汰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取缔了“地条钢”,淘汰了一部分落后产能就大功告成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最终解决要体现在市场供求的动态平衡,产品价格脱离大起大落的轨道,行业经济效益总体稳定,产品由中低档向中高档迈进,企业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联合重组、做大做优做强,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才算产能过剩阶段跨过去了。”他说。
吴溪淳指出,当前钢铁企业联合重组缓慢,产业集中度长期提不上去;产业布局虽有改善但仍然不够合理;在解决环保欠账,需要在环保上大量投入和众多中小企业冶炼设备大修更新期日益临近,企业信息化智能化的潮流正在逐渐席卷而来的形势下,现在年产4000万吨以上的大集团仅有中国宝武和河钢2家,年产3000万吨钢以上的加上沙钢和鞍钢也仅有4家。
“钢铁强国是由钢铁强企构成的。没有足够多的钢铁强企,何来钢铁强国?没有60%以上或者至少50%以上的产业集中度,如何提高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如何在实现市场产需动态平衡上做到行业自律?”吴溪淳说。
其次,解决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要靠“两只手”,即市场公平竞争这只手和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法规和鼓励政策,发挥政府推动作用这只手。
吴溪淳指出,在中国,政府是国有企业出资人。国务院国资委根据国务院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地方国资委根据地方政府授权和公司法,履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在我国谁能指导和推进国企改革和重组?只能是各级政府和接受政府授权的各级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看,负有推动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战略性调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的责任。
中央管理的四大钢企宝钢和武钢、鞍钢和攀钢已完成重组任务。地方国企跨省、跨区域联合或中央与地方国企联合重组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要求,应当成为推动钢铁企业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行动指南。”吴溪淳表示。
“提高产业集中度是整个中国钢铁工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钢铁行业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吴溪淳强调,“必须由国家出面,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分步实施,按照工信部发布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年~2020年)》中要求的,确保到2020年,前10家钢铁企业的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60%以上的目标按期实现。”他指出,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发布的规划,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啃硬骨头攻坚时期发布的规划,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形势逼人,必须抓紧实施,攻坚克难,给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人定规划,却很少抓落实。”吴溪淳语重心长地说道,“2005年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2009年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010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国家发布的这些政策、规划、结构调整意见中,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都有明确的目标要求,10年都没落实。”
党的十八大之后,2013年10月9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文件,已明确重点推动山东、河北、辽宁、江苏、山西、江西等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整合分散钢铁产能,推动城市钢厂搬迁,优化产业布局,压缩钢铁产能总量。这充分说明国务院已经在6个重点省,把产业结构调整、整合分散的钢铁产能、推动城市钢厂搬迁、优化产业布局、压缩钢铁产能总量和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结合在一起了。产业集中度提高以后,大企业集团就便于实现产品专业化分工,更加有效地集中财力、人力,创新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更加有效地实行技术装备升级改造,更加有效率地配置资源,降低采购和销售运营成本,增强大集团对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而达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要求。
此外,中国钢铁工业在公平税负和环保方面的市场公平竞争仍有待加强。
“当前除了加快产业布局结构调整,整合分散企业,组建大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外,还要落实公平税负,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吴溪淳呼吁。在环保方面违法违规生产,少投入资金改造环保设备,投机性地减少环保运营成本,这方面造成市场竞争不公平的问题虽然也很严重,但现在政府的强力整治已经大见成效,在环保方面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正在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说,潮流来了,跟不上就会落后,就会被淘汰。 “我认为在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潮流也已经来了。”吴溪淳强调,“如果我国钢铁企业不能加快联合重组,不能形成10个以上5000万吨钢规模的特大型钢铁集团,我们就将跟不上时代发展,在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也很难成为世界钢铁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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